钱江晚报·小时记者章咪佳
年前，一位日本学者和我一样，也是看着云冈石窟文物，惊叹得神*失据。
年，清末年间，35岁的日本著名建筑师、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第二次到中国内地考察。大同是这趟考察路线中设定好的一个重要目的地，因为此地曾为北魏的都城平城，辽金时代的西京，他称大同是一座“情趣别致之古城”。
但是云冈石窟，完全在他意料之外。
云冈第20窟
30多年后，一群在北京听了伊东忠太的演讲后大受刺激的年轻人，也来到大同做田野考察。这几位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惊讶发现，原来云冈石窟是如此伟大的石窟寺建筑，而且还有建筑中的建筑，窟里雕刻了许多北魏时期木结构建筑的图像，甚至还有外域的建筑形象。
这次开开眼，变成了正式的建筑考察，也揭开了云冈作为民族文化融合见证的神秘面纱。
年6月1日，伊东忠太一行从北京骑马前往山西，6月15日到达大同。
这趟旅行，伊东忠太有备而来。他曾在考察手纪中，记录下自己事先做的功课，“假如对二者（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的）近乎无知，则中国旅行不免会是大煞风景，其乐趣十不足二三……”
除了事先做功课，伊东忠太了解中国历史与地理还有一个独到的方法——他每到一地，就去当地*府那里采访，尤其要看各府各县收藏的《府志》与《县志》。“有关此地的地理、历史，以及相关的世风民俗、物产所出，俱有详细记载，因此大有必要对此等《地方志》细心披览。”
在大同考察完华严寺后，伊东忠太便访问了当地知县，翻阅《地方志》后，他得知在县城西三十里有石佛寺。此前，伊东没有看到过学术界任何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。
于是，6月18日，伊东忠太又从大同启程，骑着马向西行，往武州山走了约15公里，遂至云冈。
行路艰难，加上多年前6月中旬的天公，和今时差不多，大热天。那几天，伊东忠太测过温度，“（室外）温度计显示温高为华氏度（46摄氏度）。”
但是，这趟艰苦的骑行，是何等值得——看到云冈石窟的伊东忠太说自己“一见之际，舌抬不下”——“寺为大小无数之石窟；其中佛像无量数，自数丈乃至数寸，漫壁施雕刻”。
由此，伊东忠太“再发现”了云冈石窟。
之所以讲是“再发现”，“魏风堂堂”展策展人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瞿炼老师说，因为云冈石窟并不像印度阿旃（zhān）陀石窟（世界三大佛教石窟之一）那样曾经在消失在密林里过，后又被重新发现。
“云冈石窟一直屹立在大地上。清代学者朱彝尊还曾撰写过《云冈石佛记》。此后，云冈石窟才消失在学术界的视野中。”
伊东忠太一行先看到了村落。
“云冈者，一寥落寒村而已，但却有一石窟寺。”或许也遭遇了围观，“最不堪忍受的是全村人尽出，层层围观，喧骚中还夹杂叫骂声。一行人只好轮番驱赶围观的村人，不胜疲乏。”
他得走到村民家里去，往后院子穿出去，才能看到已经在漫长岁月中沦落为农民用来堆放农具、麦秆的“作坊”，当时石窟已经与农家的屋顶相接。
然而对伊东忠太来说，发现了这座石窟“非仅以规模之大与佛像之优而已”，他很快确定，云冈石窟“为后魏遗迹无疑也”。
伊东原先做梦也想不到“此地竟有拓跋氏时代遗迹”。
云冈石窟一角
伊东忠太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“建筑”这个词汇的人。在云冈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里有他一直在找的答案。
他在笔记上记道：“据得一大光明。感激愉快，至于不可言喻。”
云冈石窟，是一座古建筑。
考古学家宿白根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考证得出：公元年，北魏皇家开始营建当时名叫武州山石窟寺的工程，它的基本功能是一座寺庙。
那么北魏皇室为什么要以石头为材料营建寺庙建筑？
时间往前走一走，去说一件消失了的建筑物——北魏后期皇室迁都洛阳后的年，曾建造了一座木塔永宁寺塔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考古工作者挖出了这座塔的台基，边长有38米，就此能推测出建筑高度在米左右，相当于现今40多层楼的摩天大厦。
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木结构建筑，放在今天就是阿汤哥攀爬的迪拜塔。
然而这登峰造极的建筑只存在了18年。公元年，永宁寺塔被烧毁。
这也可以反观北魏皇室要在石头山上凿出一个石窟寺来的原因。
在《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》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讲，用各种材质——木头的、泥塑的、金属的……造佛寺雕佛像，都没有石头来得久长。
今天石窟还岿然屹立在地球上，确实是一部石头的史书。
云冈石窟第20窟
到公元年，云冈石窟基本停止营造工程，整座石窟寺庙群，东西绵延1公里，共有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，5万多尊佛像。
按照宿白的分期论，以著名的20窟露天大佛往东的五个洞窟，即昙曜五窟，为第一期所建；往东的石窟，为第二期工程，建于年~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前；20窟以西，是建于年迁都洛阳以后的第三期石窟。
北魏官员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灅(lěi)水》篇中描述过云冈石窟的壮阔和所处环境之秀美：“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，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，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，林渊锦镜，缀目新眺。”
郦道元所述的云冈，与今日所见有些不同。
去年12月，我曾经到过一趟云冈石窟，依文索骥——我从东边一路朝最著名的云冈20窟主佛走去，一眼望去附近并没有水系。而在北魏时期，武州川就在距石窟前面二三十米处，故称“山堂水殿”。但宋金时期河水泛滥，出于对石窟的保护，人们将武州川改道。所以，如今的我，肉眼看不到更远的武州川（现十里河）了。
烟寺相望，说的是炊烟和寺庙相望，这里曾经也有很多僧人居住。
走到19窟前，我看到洞窟的明窗（一般位于石窟上方）上有大洞，这其实是梁孔，当年有梁穿过一直伸到外面。再看石窟外立面的地面上，有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柱洞遗迹。
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王南老师说：“从这些木结构建筑的地层中，能找到辽金时期的，也能找到北魏时期的。所以很长一段时期，这些石窟的外立面，还包着一层木结构的建筑。”除了石窟立面前的寺院，石窟山顶上还考古发现好多北魏、辽金时期的寺庙，可能都曾经是僧人的住所。
走到20窟，即见“真容巨壮”。
云冈石窟第一期年~年在沙门统（官名，主持佛教僧务）昙曜主持下开凿的五个大佛窟，就有1万名工匠参与。
20窟大佛之所以出名，也是当年“因岩结构”不太妥当的地方。开凿后不太久，20窟的窟檐就崩塌了。结果塞翁失马，洞窟的主佛完全露了出来，从而名扬天下。
但这尊大佛并不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佛。最大的佛在隔壁19窟，主佛高16.8米，相当于五六层楼高。
云冈石窟一角
云冈石窟，给了伊东忠太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
伊东忠太来中国之前，研究对象是日本存在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——奈良的法隆寺（建于我国初唐时期）。
在法隆寺，伊东发现依稀的一些希腊装饰的痕迹，他大胆假设，法隆寺建筑风格的源头，是希腊。于是，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旅行计划，从中国出发，经过印度，最后去希腊。
结果他在中国云冈，发现了日本古代建筑的源头——
在他的中国纪行笔记里，画了许多图：法隆寺金堂斗拱的局部和云冈的一斗三升非常相似；法隆寺的五重塔，和云冈39窟的五层石塔非常相似；而法隆寺里比木构建筑还要古老的国宝铜雕像，和中国云冈石窟第三期秀骨清像的雕像，不论从表情、手势还是衣纹，都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展览上展出的秀骨清相的佛像头卢绍庆摄
此后，一大批学者因为伊东的发现而纷纷前往云冈探索，不断地充实学术史。这其中，就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。
年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等到达云冈。当年，云冈石窟前已经没有村民居住了，但仍留有大片农田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梁思成他们决定不回大同过夜，晚上就住在废弃的农舍里，晚上特别冷的时候，几个年轻人就盖着报纸取暖。
展览上展出的龙首砂岩圆雕卢绍庆摄
这一趟的辛苦，同样是值得的。
梁思成他们还发现了进一步的建筑细节：奈良的法隆寺建筑结构上有云形拱，把斗拱都雕成云雾的线条，这在现存建筑中都已经消逝。但在云冈，不管是五重塔或者九层塔上，都雕出了云形拱。
在后来梁思成、林徽因和刘敦桢合写的论文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》中，还提到了云冈石窟对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，“（西方母题）做了汉族艺术天才的引火索。”
当时，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，许多异域的艺术母题一并涌入。在云冈石窟，到处可见这样的“火花四溢”。
林徽因在云冈石窟
当年考察时，林徽因留下一张照片，她坐在20窟露天大佛的右膝盖上。如今看20窟大佛，受犍陀罗风格影响明显，有一个挺拔的希腊鼻子，大佛穿右袒式的袈裟，嘴唇上方还有两撇小胡子，很浓的异域风情。犍陀罗就在今巴基斯坦境内，因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，佛像带有希腊雕刻的风格。
但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，眼睛处是有眼无珠的。此时，北魏工匠出场了——中国艺术家的传神功夫，全在眼神刻画上呀。安上了眼珠的大佛，明显带有悲天悯人的气质，这是刻佛点睛。
浙大展出的陶釉佛眼
另外一种影响云冈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印度的笈多风格——会将佛像的衣纹雕成贴身湿衣的感觉。
可是汉代工匠也对这种外来的刻画不甚满意，这都是外来刻画的方法。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为促进胡汉民族融合推行汉制改革后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开始穿汉服，皇帝带头穿。
于是，云冈二期的佛像，开始穿上南朝士大夫的宽袍大袖。专业的术语讲“褒义博带”——宽袍大袖，很宽的带子。这个时期的佛的造型，就像南朝来的文人一样。
展览上陈列的辽金鸱尾卢绍庆摄
展览陈列品卢绍庆摄
18号窟西边只探出一个脑袋像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佛弟子，面部之写实，米开朗基罗来了也会惊叹；
东边的协侍菩萨和弟子，因为岩石被侵蚀，反倒显出抽象感，想来是毕加索的最爱；
而洞窟口游戏坐、支着腮帮子的二位思维菩萨，露出觉悟的快乐的微小，可能比罗丹的《思想者》还要有意思……
云冈石窟建成后，不仅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，甚至东渡出去影响日本艺术发展。
在人类文明史上，它是一个能量的中心，吸收着能量，也不断地在后世向各个方向辐射着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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